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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院關于新《公司法》適用中若干問題的凋查研究

    【發布部門】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發布日期】2007.11.01【實施日期】2007.11.01【效力級別】地方司法文件

    2005年10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新《公司法》),該法已于2006年1月1日施行。本次《公司法》的修訂借鑒了許多國外成功的立法經驗,總結了我國自《公司法》實行十多年來的司法實踐,有針對性地對公司實踐、審判實踐中出現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進行了規定和立法修改。較之舊《公司法》,新《公司法》無論在立法理念上還是在條款內容上都有了實質的飛躍,在許多重要制度和規則上進行了突破和創新,對公司實務、司法審判、公司法理論乃至我國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都產生直接而現實的作用和影響。為了及時總結新《公司法》實施以來公司訴訟案件的特點,研究我市各級法院在適用新《公司法》審理相關案件時存在的問題,高院民二庭對全市2006年審理的公司訴訟案件進行了檢查,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本調研報告。本報告分析了當前公司訴訟案件的特點和適用新《公司法》中存在的問題,并從積極應對的角度,提出了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基本思路和原則,同時對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具體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討,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

    一、新《公司法》施行后我市公司訴訟案件的基本情況和特點

    自2003年以來,全市法院每年受理公司訴訟案件數量占商事案件總數的比例分別為:0.9%、1.2%、1.5%、1.6%、1.8%,總數雖然較少,但整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新《公司法》開始施行的2006年,全市各級法院終審的公司訴訟案件共6Q5件,本次調研從中隨機調取檢查了400件案件。從結案方式看,判決271件,裁定129件(其中發回重審4件;駁回起訴63件;調撤27件)。在案件類型上,新《公司法》規定的各種公司糾紛類型基本都有涉及,其中,股東權糾紛121件,股權轉讓侵權糾紛102件,股東知情權糾紛44件,請求公司清算、解散糾紛30件,確認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21件,董事、監事、經理侵害公司利益糾紛15件,返還投資款糾紛14件,公司決議侵害股東權糾紛10件,確認股東資格糾紛10件,盈余分配權糾紛8件,股東不履行對公司義務糾紛7件,股東會議召集權糾紛3件,其他案由糾紛15件。

    上述案件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新類型案件明顯增加。新《公司法》施行后,公司訴訟案件的數量不僅是絕對數量的增加,而且還包括大量新類型案件的出現,例如,關于公司內部決策程序及決議效力的認定,小股東權益保護,公司法人組織消滅訴訟等。由于公司法律關系的結構錯綜復雜,加之新類型案件增多,審判經驗尚需積累,所以許多案件在審理時難度較大。

    (二)發生糾紛的多為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具有封閉性和資合兼人合的法律特征,股東之間一般存在著一種相互信任的關系,公司的成立、經營等很大程度上要靠這種相互信任來維護。但在社會誠信普遍缺失的大環境下,這種相互信任變得十分脆弱而極易發生危機,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異化、股東之間的排擠和壓榨使得股東之間的信任不復存在,引發多種股東權糾紛。

    (三)法律關系復雜,案件涉及當事人人數眾多,F代公司是多元利益的集合體,公司訴訟案件往往包含多個法律關系,既有公司內部的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員之間的關系,又有公司外部債權人與公司、股東、中介機構之間的關系;既涉及當事人承擔責任的實體問題,又涉及認定公司決策程序是否合法的程序問題,法律關系較為復雜。而且,實踐中當事人一方人數往往在二人以上,并提出多個訴訟請求,既有確認之訴,又有給付和變更之訴;既有本訴,又有反訴。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原告請求查閱公司賬簿,并分配利潤;被告則反訴請求確認原告不具有股東資格。多個法律關系交織在一起。又如:在公司決議撤銷或確認效力之訴中,當事人往往是公司的數個股東。

    (四)案件調解難度大。由于公司訴訟案件法律關系復雜,涉及的利益主體眾多,經常涉及三方甚至四方的利益沖突和對立,導致當事人之間很難形成一致的和解意見。而且,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比較激烈,往往涉及公司存亡、股東資金的進退、公司的控制權等重大經濟利益,使得公司訴訟案件難以調解處理。經粗略統計,2006年全市各級法院審結的公司類案件中,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只占12%左右。

    (五)裁定駁回起訴的比例高。2006年全市各級法院審結的公司類案件中,裁定駁回起訴的63件,占案件總數的10.4%。除去少數不當裁駁的以外,裁駁的原因主要是兩類:一是訴訟主體不適格。由于新《公司法》在操作層面上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主體選擇上也無所適從。比如,對于解散公司糾紛,有的原告以目標公司為被告,有的以其他有關股東為共同被告;還有的以其他股東為共同被告、將公司列為第三人,或者以公司為被告,其他股東為第三人。二是當事人起訴前未履行《公司法》規定的前置程序。按照新《公司法》的規定,股東知情權訴訟、股東派生訴訟、解散公司訴訟等應當首先窮盡公司內部的救濟途徑,司法干預是最后的救濟手段。但很多股東和公司一有矛盾就訴至法院,根本沒有行使內部救濟的手段,凸顯訴訟不理智和法律知識的欠缺。

    二、公司訴訟案件數量上升、新類型增多的成因

    (一)新《公司法》順應現實需要擴大了公司類案件的受案范圍

    我國發展市場經濟,一方面需要充分尊重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法律的調整和規范。其中,最重要的法律就是市場主體法和市場行為法,而公司法就是市場主體法的代表。公司法對公司從設立、活動到解散的全過程的內外法律關系進行全面的調整,其功能和目標絕不僅僅是限制、管理、約束,更重要的是為保障股東、公司本身、債權人的利益服務。因此,新《公司法》減少了行政管理性規定以及強制性規定,讓公司可以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自由發展。由于在計劃經濟下被禁錮太久,公司在自由發展過程中必然遇到諸多問題,所以新《公司法》同時又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法律救濟途徑。大量的新類型公司糾紛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出現的。

    (二)公司內部自我修復機制運行失效

    新《公司法》規定了公司的股東會、監事會、董事會等內部治理結構形式,并對各部門有明確的分工。嚴格遵循上述規定一般可以保證公司的正常運轉,避免大多數糾紛的發生。但實踐中我們發現,內部發生糾紛訴至法院的公司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公司內部組織結構大都只是空洞的稱謂與架勢,公司章程千篇一律,根本起不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直接導致一些簡單的問題在公司內部組織框架內無法得到解決,必須借助外在的司法力量。

    (三)社會誠信缺失,經營者短視行為盛行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整個市場缺失誠信,短視行為充斥著公司設立、內部管理、清算等各個方面。在公司設立方面,虛假出資的現象較為嚴重,有的公司成立后股東再巧立名目抽逃出資,有的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不顧法律禁止性規定設立新公司與任職公司經營相同業務,侵害公司利益;在公司內部管理方面,大股東一股獨大,漠視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普遍存在,有的公司中小股東不僅完全被排除在日常經營管理之外,而且其知情權也得不到尊重;在公司被吊銷或解散后,一些股東故意拖延時間不配合其他股東進行清算,或者在清算前轉移財產損害公司債權人和其他股東利益。上述情況惡性循環,破壞了股東之間基于信任的合作關系,導致公司經營管理秩序混亂、利益對立沖突嚴重。

    三、當前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困難和問題

    此次調研檢查的400件案件反映出我市法院在審理公司訴訟案件中存在以下困難和問題:

    (一)司法介入點難以確定。公司治理本質上是公司自治,公司法作為公司組織法和行為法,在性質上屬于私法,遵循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因而人民法院對公司內部法律關系的介入不得形成對公司正常經營活動的干預。對于屬于公司自治和股東自治范疇的事務,人民法院不能越俎代庖。但公司自治并非是不受任何限制,一方面自治應在不損害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的范圍內;另一方面私法自治的實現應以主體之間平等且信息對稱為基礎條件。當存在的不平等導致私法自治難以實現時,就需用強制來排除障礙。因而股東保護與股東平等原則需要司法在公司治理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以保證偏向效率選擇的公司治理結構中權力配置的公平性基礎,保證意思自治在公司治理中的真正實現。由此,對于公司自治范圍的界定和司法對公司事務介入層面及深度的把握就成為公司訴訟案件審理中的難點。如公司不按照章程規定召集股東會,股東能否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公司限期召集?公司般東會長期不作出分配利潤決議,股東能否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分配利潤?等等。實踐中對于類似糾紛是否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存在很大爭議,裁判尺度不統一。

    (二)資本多數決與少數股東權保護、公司內部關系與公司外部主體權利保護的關系協調問題較難把握。第一,有限責任公司中少數股東利益保護一直是公司訴訟的焦點問題,公司內部治理訴訟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起源于控股股東與少數股東之間的矛盾。當控股股東以公司治理的基本游戲規則-資本多數決原則決定公司事務卻遭到少數股東反對時,資本多數決原則的邊界在哪里?法律容忍資本多數決對少數股東利益損害的邊界和標準在何處?例如,公司能不能通過資本多數決的方式修改公司章程來限制股東的某些權利?控制股東濫用權利侵害其他股東利益如何認定?這些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認識。第二,公司法律關系具有很強的涉他性,公司機關的內部決策、內部各民事主體的意思自治,往往涉及公司外部當事人的利益,正確處理公司內、外部法律關系的價值沖突成為正確審理相關公司訴訟案件的關鍵。公司對外擔保及投資時,其內部決策的效力認定與外部交易效果的關系即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新《公司法》相關規定不明確甚至缺失的情況下,需要我們的法官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梢哉f,資本多數決與少數股東權保護、公司內部關系與公司外部主體權利保護的關系問題是審理公司訴訟案件中的兩個基本問題,公司法的團體性和公司法律關系的多邊性、涉他性,要求我們在涉及這兩個問題時必須尋求利益平衡,關鍵是平衡點在哪里。

    (三)公司訴訟中司法權與行政權的交織處理亟待統一。在公司訴訟中,經常出現當事人之間的民商事權利爭議涉及行政法律關系的內容,在公司糾紛的解決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行政機關的審批或者登記行為的確認與審查。但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在公司訴訟這種民商事訴訟程序中直接審查相關的行政審批或登記行為,還是必須由當事人先行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途徑對相關審批或者登記行為進行確認或者撤銷后才能進行公司訴訟案件的審理,對此問題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的認識和做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的相關規定,我市法院在審理涉及外商投資企業股東資格確認和股權轉讓協議或股東會決議效力確認之訴中,多以審批機關的批準證書為認定依據,批準證書以外的人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的,一般都以案件不屬于民事案件范圍、應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解決為由裁定駁回起訴。但在審理普通內資公司的股東資格確權案件中,多數案件則以股東應具備的基本特征來認定,而不以工商登記機關的記載為依據?梢娫谶@個問題上,司法對待內資公司與外資公司標準是不一致的。這導致就同樣的問題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而司法卻對其中一部分當事人關上大門、司法不統一的不合理結果。在公司訴訟中,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處理問題已成為公司訴訟中必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四)案件受理難以操作。目前,法院在受理公司訴訟案件時,普遍在以下幾個方面較難確定:

    一是案由確定難。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試行)》中確定的18種公司訴訟糾紛案由系在舊《公司法》框架下規定的,分類比較粗糙,且已無法涵蓋當前的全部公司訴訟糾紛類型。尤其是新《公司法》創設的股東派生訴訟、股份回購訴訟、撤銷公司決議訴訟、司法解散公司訴訟、申請法院強制清算公司等新類型訴訟,目前尚無司法解釋對其案由作出統一規定。由此導致實踐中許多公司訴訟糾紛不易確定案由,而這些類型的案件已經出現。由于案由規定滯后,且滯后的案由已由最高人民法院設定到了案件電腦統計程序中,各級法院無權變動,因而各級法院不得不將沒有案由對應的公司訴訟案件歸人“股東權益糾紛”、“一般股東權糾紛”、“其他股東權糾紛”、“其他股權轉讓侵權糾紛”或者“其他損害公司權益糾紛”中,以符合電腦自動統計的要求。然而這些案由不能準確反映當事人爭議的法律關系最核心、最本質的性質,這不僅給司法統計的準確性和審判流程管理的有效性帶來問題,也對正確把握案件性質、開展調研工作產生不利影響。

    二是訴訟主體確定難。新《公司法》增強了公司糾紛的可訴性,增加了一些保護性的請求權種類,大大完善了公司法上的權利保護體系。但由于相關規定比較原則,加之公司糾紛涉及的利益主體較多,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同一訴訟中往往存在多個利益主體權利義務的交叉,使得準確確定訴訟主體成為法院審理公司糾紛案件的一個難點。由于認識上的不統一,導致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受理同類案件時確定訴訟主體不一致。例如,已退出的股東能否對其在任期間公司的財務問題提出知情權訴訟?對此,新《公司法》未規定,實踐中做法不一,有的法院認為這樣的股東具備知情權訴訟原告的主體資格,予以受理;有的法院則以此類人員不具備股東資格,不是知情權訴訟的適格原告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又如,在解散公司訴訟中,有的法院認為公司應為被告;有的法院則認為公司是被解散的客體,不應作為當事人,應以其他股東為被告;還有的法院以公司為被告,列其他股東為第三人,或者以其他股東為被告,列公司為第三人。

    三是管轄確定難。公司訴訟糾紛案件多圍繞公司展開,但因訴訟主體較多,原告選擇管轄法院的權利比較大,隨意性比較大,有時會導致審理案件的法院實際與案件沒有多少關聯,不利于案件的審理。另外,許多公司訴訟案件沒有財產標的,如果簡單按照民事訴訟法的一般原則確定管轄,會導致部分難度較高的案件都集中到基層法院,與司法資源配置不相稱。因此,如何科學確定公司訴訟案件的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較為棘手。

    四是訴訟費用標準確定難。首先,實踐中對于某些公司訴訟案件是否屬于財產案件不好確定,如股東代表訴訟、司法解散公司、申請法院指定清算組等案件,在訴訟費用收取上做法不一。如有的法院對司法解散公司案件作為非財產案件收費,有的法院則按照公司注冊資金數額計算案件受理費。其次,一些案件雖然沒有爭議的財產標的額,但審理難度較大,如股東資格確認糾紛、解散公司案等,這些案件所耗費的司法成本往往較大,嚴格按非財產案件收取50元訴訟費與司法成本極不相稱。

    (五)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不能適應公司糾紛案件程序上的需求,公司糾紛案件程序適用困難。當前民事訴訟程序主要是針對侵權、合同等傳統民商事糾紛作出的制度設計,對于公司訴訟糾紛這樣一種新型案件如何適用程序存在諸多空白。一是新《公司法》中有些關于訴權的規定在民事訴訟法上無相應程序,如股東派生訴訟、公司解散和清算,這些案件的訴訟主體如何確定、審理程序又如何均無程序法上的規定。二是對于一些具有非訟性質的公司糾紛案件,由于目前我國缺失審理這一類案件的對應程序,實踐中只能適用現行民事訴訟法上的普通訴訟程序,但這顯然與非訟公司案件的特點不相適應,形成審理程序的錯位。審理程序的錯位與公司非訟程序的缺失,一方面造成當事人權利不能得到保護或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以復雜的訴訟程序審理相對簡單的非訟案件也造成原本緊張的司法資源的浪費。實踐中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新《公司法》第184條規定的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組、組織清算案件,顯然不屬于普通程序審理的范疇,但目前又無相應的特別程序可以適用;又如,實踐中大量發生的股東知情權糾紛,此類案件法律關系簡單,在實體上通常只需判斷原告訴請目的的正當性即可作出裁判,但由于程序法上對此類案件的非訟性質和審理程序沒有規定,目前該類案件只能適用二審終審制的普通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程序復雜,審理期限長,但審判效果并不理想。從原告股東的角度講,其希望權利得到及時救濟的初衷很難實現;從被告公司角度講,在整個漫長的訴訟期間內,其與原告股東都處于僵持狀態,公司正常運營受到很大影響?梢哉f,公司糾紛案件的程序適用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困擾審判實踐的焦點問題之一。

    四、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基本思路和原則

    面對當前新《公司法》適用中的諸多困境和問題,要審理好公司訴訟案件,樹立正確的審判理念和審判指導思想至關重要。在公司訴訟糾紛所涉眾多利益沖突中,必須根據一定的原則進行利益衡量和價值選擇,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案件處理結果不會脫離正確的軌道。具體而言,應遵循以下思路和原則:

    (一)正確處理公司自治與司法介入之間的關系。首先,要充分認識人民法院審理公司糾紛案件的積極意義。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既是公司法對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的法定要求,也是保障公司自治、矯正公司自治機制失效、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在需要。因此,人民法院對于公司內部各有關主體之間的各類糾紛,要根據公司法就有關主體的民事權利保護的規定依法介入,而不能僅以爭議屬于公司自治范疇而不予受理。其次,要堅持受理公司糾紛案件的法定條件。司法介入只是對公司自治機制的補充和救濟,因此,人民法院對于公司股東、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他們與公司之間產生的內部糾紛,應采取慎重態度,堅持窮盡內部救濟原則。新《公司法》明文規定應當首先履行內部程序的,人民法院受理相關案件應以滿足法定條件為前提。當事人沒有履行內部程序即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例如,提起股東代表訴訟的,股東必須首先請求公司治理機構向危害公司利益的不當行為實施者主張賠償,在請求遭拒或公司治理機構消極不作為的情況下,法院才應受理。又如,司法解散公司訴訟中,只有公司僵局通過其他途徑確實無法解決時,人民法院才能判令解散公司。其次,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應當尊重公司自治。在審理涉及《公司法》適用問題的民商事案件過程中,要尊重公司章程的規定和股東之間的約定,準確識別公司法規范的性質,區分《公司法》的任意性規定和強制性規定。對于任意性規定,公司章程原則上均可以予以變更,如表決權的確定、紅利的分配方式、出資的估價等事項,對此法院不應輕易認定章程條款無效。對不違反《公司法》禁止性規范的公司內部約定,應當依法認定有效。

    (二)內外有別原則。在審理股東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以及股東、公司與公司管理人員之間的內部關系時,應優先適用民法規則,以公平正義為最高價值,維護公司內部當事人約定的效力。在股東與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之間的外部關系上,應當優先適用商法規則,堅持外觀主義原則,側重保護交易安全和流轉秩序,促進效率與效益。即使因未辦理相關手續導致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與實際權利狀況不一致,也應優先保護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而作出的行為效力。

    (三)維護社團關系穩定性。維持商事主體和圍繞商事主體發生的法律關系的穩定性,是包括公司法在內的社團立法的一個根本價值取向。公司作為社會團體,所涉及的利益主體多,法律關系復雜,社團關系一旦不穩定,極易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因而,法院在處理公司訴訟案件時,應注意盡可能地使公司成立有效,使公司已經成立的行為有效,不輕易否認公司的法人人格,不輕易突破股東的有限責任、判令股東直接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不輕易判決解散公司。

    (四)正確處理資本多數決原則和少數股東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資本多數決原則是公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維持公司治理結構正常運轉所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制度,應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得到充分的貫徹。但是,當前公司訴訟也反映出存在大量的控股股東利用對公司的控制地位,濫用資本多數決原則侵害少數股東權利的現象。因此,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要注意在資本多數決原則和少數股東權保護之間尋求妥當的利益平衡,實現對資本多數決原則的遵守和少數股東權的保護并重。在審判實務中,要注意區分股東權的類型,正確選擇保護方式。對于股東因其固有的、非經股東自身同意不可剝奪的權利,遭受控股股東侵害請求救濟的,應予以支持;對屬于資本多數決處分范圍的股東權,要尊重公司多數股東的意志;對雖屬資本多數決原則處分范圍的股東權,但被控股股東濫用權利予以侵害的,要依照《公司法》第20條關于不得濫用權利的規定,保護少數股東的正當權益。

    五、對新《公司法》適用中若干問題的具體探討及解決方案

    公司訴訟案件類型繁多,且審理難度普遍較大,實踐中的爭議問題大量存在,正確理解、適用新《公司法》,統一執法理念和尺度,在當前新《公司法》操作性較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尚未出臺的情況下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以下是根據上文提出的辦案思路和原則,對此次調研查案中反映出的幾類較為突出和集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希望對統一公司訴訟案件的執法尺度有所裨益。

    (一)有關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的若干法律問題

    1.股東會召集請求權案件的受理

    對于股東會召集請求權案件是否受理的問題,實踐中存在不同觀點和做法。

    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受理,理由是:盡管新《公司法》賦予股東在一定情況下自行召集股東會的權利,以防止公司拒絕召開股東會損害股東利益,但中小股東自行召集主持股東會,可能出現大股東不出席,出席數與表決數均難達章程要求,或大股東雖出席但雙方形成表決僵局,公司無法形成有效決議,這種召集和主持的行為沒有實際意義。而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召開請求權,有司法強制力保障,訴訟壓力下公司自覺履行度高。從此次調研的案件看,相關法院持應當受理的觀點,3件股東請求判令公司召開股東會的案件,受案法院均予以受理并實體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但我們的意見是,此類案件應不予受理,理由是:司法在介入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上,應有一定限度。按照新《公司法》的規定,具備一定條件的股東完全可以自行召集股東會,通過自力救濟解決股東會無法召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不應再受理股東會召集請求權案件。如果股東對其他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會所形成決議的效力提起異議訴訟,法院應當受理。至于自行召集股東會時的股東出席問題,我們認為,是否參加股東會是股東的權利,因而法院判決強制召開的正當性值得探討。而且,此種判決在執行上也存在很大障礙,法院無法強制公司的股東在指定時間和地點召開會議。

    2.撤銷公司會議決議案件中的“裁量駁回”和“瑕疵治愈”問題

    根據新《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會議在召集程序上違反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在此類訴訟中,當事人的主要爭議點通常涉及會議時間、地點、議題內容的通知、會議的召集權人、會議的主持等。如何處理此類爭議,召集程序違反哪些規則、對規則違反到什么程度即可判令撤銷會議決議是審判實踐中常見的問題。由于新《公司法》在此問題上規定得過于籠統,導致法官在程序瑕疵對決議效力影響的具體認定上無所適從,裁判尺度不統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立法上創設撤銷公司決議訴訟制度的目的,在于否定以違法程序假借多數決的公正意思而形成的決議效力。法官在行使裁量權時應當考慮瑕疵的性質及程度,在會議程序的正當性要求與公司法律關系的穩定性要求之間進行利益平衡。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可以靈活適用《公司法》關于撤銷之訴的規定:一是權衡決議瑕疵與決議所生利益的利弊,對于會議程序瑕疵顯著輕微,不影響會議表決結果的,對原告撤銷請求判決駁回;二是違反會議通知期限的相關規定,但全體股東、董事均出席了相應會議的,相應的會議視為依法召開。股東以會議通知程序瑕疵為由請求撤銷決議的,應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3.股東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的案件是否受理

    調研中我們發現幾例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的案件,法院均予以受理并作出了實體判決。這類案件背后通常都存在公司決議得不到有效執行的問題,例如,公司召開股東會并形成決議,選舉新董事會,但原董事會成員拒絕向新董事會辦理移交手續,作為新董事會成員之一的原告請求法院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實踐中對此類訴訟到底是否是一個真正的“訴”、法院應不應該受理存在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確認之訴的標的應當是存在爭議的法律關系或民事權利,而原告提起確認決議有效訴訟的實質是要解決公司決議的執行問題,對決議效力本身并無人提出異議,在決議有效性無爭議的情況下,確認決議有效不具有可訴性,此類案件法院應不予受理。至于公司決議的執行問題,可通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或侵權損害賠償之訴解決。另一種觀點認為,決議有效是否可以作為確認之訴的標的,取決于其是否具有訴訟價值。公司決議得不到執行不能排除是因對決議效力存在爭議而引起的可能性,只不過否認效力的一方未提起無效或撤銷之訴而已。這種情況下,主張公司決議有效與主張公司決議無效并無差別,既然允許提起無效確認之訴,也就應當允許提出有效確認之訴。該訴請是否成立,應通過實體審理解決,而不能從程序上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經過研討,我們傾向同意第一種觀點。

    (二)知情權訴訟若干問題

    新《公司法》施行后,股東知情權案件數量大幅上升,占公司訴訟全部案件的比重較大。據此次調研統計,知情權案件占全市2006年公司訴訟案件總數的11%。

    1.喪失股東身份的知情權訴訟主體資格認定

    在我們所調查的知情權案件中,有公司原股東請求查閱其擔任股東期間公司會計賬簿的情況。此類案件往往是股東轉讓股權后發現公司隱瞞經營狀況,導致該股東低價轉讓股權或者是股東在轉讓股權后,才發現公司曾經通過做假帳等手段侵吞公司利潤,損害了自己利益的情況。而新《公司法》并未對行使公司知情權的股東是否在起訴時必須具有公司股東資格的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對此問題存在不少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股東在退出公司后,如有證據表明公司隱瞞利潤,應有權查閱其作為股東期間公司的財務狀況。我們的意見是:股東權的行使必須以股東資格的現實享有為基礎,而且在股權轉讓之時或之前該股東完全有足夠的機會行使查閱權,即使查閱權遭拒,其也有救濟途徑請求法院予以保護,其在當時怠于行使權利,喪失股東身份后不再享有。至于前股東有證據證明公司隱瞞利潤的情況,則完全可以通過運用現有的證據規則,在原告所提出的終極訴訟中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在該訴訟中保護原告股東的知情權。

    2.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會計賬簿查閱權的范圍是否包括原始憑證

    新《公司法》對這個問題沒有作出規定,審判實踐中的做法不一。一種觀點認為,從會計法上看,原始憑證、記賬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從文義解釋的角度,新《公司法》規定的會計賬簿查閱權不包括原始憑證。此外從立法原意看,立法對會計賬簿的查閱就已經嚴格限制了,而對于更加涉及公司商業秘密的原始憑證立法并沒有涉及,由此可推知立法者的本意是原始憑證不包括在會計賬簿查閱權范圍內。我們的觀點是,從立法目的上看,股東要想真正的了解公司經營狀況,必須在法律上肯定他們查閱原始會計憑證的權利。否則股東即使通過法院確認了其查閱公司會計賬簿的權利,但是其得到的會計賬簿可能是所謂的“黑賬”,則知情權得不到實質性的保護。因此,凡是能反映公司財務與經營情況的會計賬簿及相應原始憑證,都應屬于股東知情權的范圍。

    3.股東能否委托他人代為行使知情權

    一種觀點認為,股東不可能都具備財務專業知識,因此,在行使查閱權時,股東委托與案件、與公司無利害關系的具有執業資格的會計師、律師或其他人代理查閱的,應屬于合理范圍內的權利行使。對此我們的意見是,鑒于會計賬簿和原始憑證涉及公司的商業秘密,且審判實踐中股東行使知情權往往伴隨著侵權等其他類型的訴訟,股東提出由他人代替查閱的,應當取得公司同意。

    (三)利潤分配請求權問題

    目前實踐中爭議較大的是,股東能否以公司存在贏利為由訴請法院強制公司分配利潤?在此次調研的案件中,幾例原告股東訴至法院請求公司分配盈余的案件,受理法院在事實認定的基礎上都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請;判決分配利潤的數額依據呈多樣化,有的依據公司財務報表或者審計報告記載的可分配利潤數,有的依據同行業平均利潤標準。實踐中,法院直接判決分配利潤的做法雖然有利于保護原告股東資產收益的權益,但問題在于法院代替公司股東會作出分配利潤的決定是否有違公司自治的原則?而且對于公司長期不分配利潤的情況,新《公司法》第75條已通過賦予股東股權回購請求權為請求分配利潤的股東提供了救濟渠道。法院應否受理強制分配利潤的案件?對此我們認為,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是否分配利潤是股東會或股東大會的職權,屬于公司自治范疇事項,在公司沒有作出決議之前,法院不宜直接作出分配利潤的判決。沒有會議決議或決議不合法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駁回原告請求分配利潤的起訴。法院能夠受理的,只能是股東依相應決議請求公司交付已經確定的股利。

    (四)公司訴訟案件中涉及行政法律關系時的處理

    在公司法領域,行政權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對公司主體設立的許可以及對公司設立后變更事項的確認(包括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備案登記),當然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在外商投資公司中,行政權主要體現為對公司設立及變更行為的許可,其典型表現就是公司設立合同及設立后股權變更等重大事項的變更均須審批機關批準后才能發生法律效力。從上述行政權的性質分析,不論對何種類型的公司,企業法人登記、股權登記等均屬于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具有公示效力,不具有確認民事權利歸屬的后果;外資審批機構對合資合同、股權轉讓合同、公司章程的行政審查更多的具有程序審查的性質。因而公司訴訟案件中涉及公司設立行為效力、股權轉讓合同效力、公司內部訴訟中股東資格的認定時,除非涉及國家產業政策、市場準人和外資比例限制等方面的行政實質審查內容,法院應根據《公司法》等民商事法律的規定、股東應當具備的各項特征來進行合同效力、股權歸屬的實質審查和認定;股權登記的變更應當依據公司訴訟的審判結果作出,不宜通過行政訴訟程序予以處理。實踐中,我市法院對涉及外商投資企業股東資格確認和股權轉讓協議或股東會決議效力確認的案件,以審批機關的批準證書為唯一認定依據的做法不妥,應予糾正。但在涉及公司外部訴訟中股東資格的審查時(如公司債權人起訴公司及股東時),則對公司股東資格的審查一般應以行政機關的相關批準或者登記文件為準,以保護公司外部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

    (五)公司股東或債權人申請法院強制清算公司案件的程序問題

    公司強制清算案件是指公司解散后逾期不能組成清算組進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后故意拖延清算,或者有其他違法清算可能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或者股東利益行為的,公司股東、債權人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對公司進行清算的案件。強制清算案件在性質上屬于非訟案件,因為此類案件不屬于民事權益的爭議,也不是為了追究某方的民事責任,而是請求在人民法院的組織下完成一種程序,因而不能適用普通民事訴訟程序。強制清算案件與破產清算案件較為近似,在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臺司法解釋明確公司強制清算案件的審理程序的情況下,我們建議:審理此類案件實行合議制,并采取一審終審制;案由確定為申請強制清算案;列提出申請的股東或公司債權人為申請人;強制清算案件可由公司住所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六、建議和對策

    (一)在立法層面、司法指導方面

    加快公司法司法解釋的制訂工作。新《公司法》在對許多制度作出創新的同時,又因原則性規定多、操作性較差而給審判實踐中的法律適用帶來難題。如第34條規定了股東的查閱權,但沒有規定具體的查閱方式及相關權利;第183條關于解散公司的規定,何謂“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其他途徑”具體指哪些途徑?法律均沒有明確規定;再如,第20條、第21條雖明確規定了禁止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股東有限責任和關聯關系,也規定了相應的責任,但《公司法》沒有為這些創新的制度提供實現路徑,在現實中實施起來很難落到實處。因此,新《公司法》亟待進行立法完善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細化法條,解決實際適用中的問題。如果說案件的實體處理及法律適用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探討方能尋找出正確、妥當的解決方案的話,那么一些關于公司訴訟中程序問題的司法解釋則應該盡快出臺,這些問題主要包括:哪些案件不屬于司法管轄的范圍;案件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的確定原則;不同類型訴訟當事人的主體地位;訴訟費用的收取標準;舉證責任的分配;強制清算的審理程序等。

    北京高院民二庭將根據本次調研中掌握的情況,廣泛征求專家學者意見,起草《關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供全市法院在公司訴訟審判工作中貫徹執行,統一執法尺度。

    (二)與行政執法的銜接方面

    公司訴訟案件多有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內容。工商部門作為公司的登記管理機關,對公司登記審查不嚴、對公司違法行為處罰決定執行不力將會引發訴訟;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對股東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的糾紛作出裁判,裁判的結果將會引發工商部門的行政執法。由于工作的出發點和適用法律的不同,有必要在規范公司組織和行為,加強公司登記的公信程度,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方面,完善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的銜接機制。調研中我們發現,在很多確認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中,存在公司向工商部門提供了冒用股東簽名制作的決議進行變更登記的情形。如果工商部門在審查決議等變更資料時,能夠將決議上的簽名與檔案中留存的章程中股東的真實簽名進行比對,不難發現決議中的簽名為他人冒用股東之名所簽,這樣就能及時發現問題,要求公司進行補正,切實維護股東的合法權益,避免糾紛的產生;還有一些公司清算糾紛是公司被工商部門處以吊銷營業執照處罰、責令組成清算組,由于公司沒有執行處罰決定書,所以債權人或股東訴至法院,要求對公司進行清算。對于此類已經工商部門處罰的公司,應當由工商部門自力強制執行或者請求法院強制執行,督促公司組織清算。這樣可以減少訴累和當事人的負擔;又如,大部分公司訴訟案件一般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轄,但是實踐中,大量的公司異處經營,在更換經營地點后沒有及時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造成法院送達難、確定管轄難的局面。如果工商部門加大查處力度,加強監督,對于不及時辦理變更手續的公司給予一定的處罰,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從而促使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在公司訴訟中需要加強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銜接的方面還有很多。人民法院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從建立信息共享平臺、暢通溝通渠道、建立協調解決機制等切入點入手,解決國家有關公司法律、法規統一和正確實施的問題。

    (三)在審判實務層面

    1.加強公司訴訟案件的調研工作。公司實踐是豐富的、不斷發展的,相應地,公司訴訟案件也將是多樣化且類型不斷出新,發展中的公司實踐將給《公司法》的適用不斷帶來新的課題。因此,我們應當持續開展、加強公司訴訟案件的調研工作,及時解決和應對公司訴訟糾紛案件中出現的問題,不斷積累和總結審判經驗,提高案件審理水平。

    2.加強業務培訓,不斷提高審理公司訴訟糾紛案件的技能。認真學習《公司法》及相關理論,熟練掌握法律及司法解釋的條文,領會其內涵。另外,我國學術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對公司法的研究日漸活躍,相關論文和專著不斷出現,為審理公司訴訟糾紛案件提供了不少理論依據,也值得我們注意學習。同時要強化業務培訓,尤其要發揮案例指導作用,注意總結和學習典型公司案例,舉一反三,不斷提高公司訴訟案件審判質量。

    3.積極探索調解規律,追求最佳審判效果。公司訴訟案件涉及多方利益關系,需要我們在多種價值取向和利益沖突尋求平衡,這就尤其需要我們加強調解工作,力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最大程度的統一。我們注意到,公司訴訟糾紛案件的調解率一直不高,與對該類案件的調解方法的研究不夠有很大關系,很多審判人員在調解中無從掌握當事人的利益平衡,無從尋找調解的切入點。因此,積極探索符合公司訴訟案件實際的調解方法和思路是今后公司訴訟案件審理工作的重要方面。課題組成員:

    朱 江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劉蘭芳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

    趙 彬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范士卿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審判長

    周其漂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助理審判員

    容 紅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助理審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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