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女士是一家工廠的行政助理，年齡已經快四十歲了，雖然她對自己的工作收入和工作崗位不是很滿意，但投簡歷找了很久，也沒有單位通知她面試，更不要說錄取了。她所在的單位位于靜安區，就是原先的閘北區，工廠原本是生產包裝的，最近由于拆遷，工廠也打算搬到浦東新區辦公。錢女士的家就在原本工廠不到二十分鐘的車程，雖然收入不算高，但考慮到離家非常近，自己又是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她雖然有怨氣，但仍繼續工作。

公司搬遷后，安排了班車接送員工上下班，雖然上下班時間長了半小時，但考慮到穩定的工作，錢女士還是接受了。誰知道突如其來的一場疫情，打斷了工廠負責人的想法，除了疫情期間，被困在廠里住宿的外地員工，朱女士等都無法正常就業。不過工廠還是給朱女士等發了工資，只不過取消了將近，原本六千多元的收入降低為了三千五百元。

兩三年后疫情過去了，工廠也正式開工上班，但考慮到疫情給工廠帶來了不小的損失，就沒有繼續聘用班車公司，而是讓工廠的員工自行上下班，對于嫌路途遙遠的員工，工廠給予工作一個月，補償一個月工資的做法，同意員工離職。另外給沒有離職的員工每人每月補發了伍拾到兩百元的上班路途津貼。錢女士發到了壹佰伍拾元的路費，但上班時間從原本的貳拾分鐘不到，延長到伍拾分鐘，到現在的壹個半小時，錢女士簡直無法接受。

對此，錢女士向工廠提出，增加自己的上班路費到兩仟元，這樣自己上下班就可以打車了，時間大約為貳拾多分鐘，對于這樣大額的路費，工廠自然不會同意，經過一番協商，工廠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同意將上下班的路費增加到叁佰伍拾元。這些費用已經綽綽有余，甚至多了，錢女士上班換乘兩部公交車，一天的路費是陸元，一個月工作日為二十一天，也就是壹佰貳拾多元。工廠多給一些路費，就是防止錢女士有時候趕不上公交車。律師

之后工廠還考慮到錢女士上班較遠，同意其晚到十五分鐘上班。不過錢女士糾結在補貼不夠多，看到自己的請求沒有得到滿足，錢女士認為通勤存在困難，工廠應當配備班車接送，而且工廠因拆遷搬到較遠的地方辦公，在拆遷中也獲得了不少補償，現在因乘坐班車的人減少，取消了班車，自然應當應當給予自己打車上班的經濟補償。之后請了年假、加班的休假，幾天病假，之后就干脆不請假也不來了。

看到錢女士這樣耍賴，工廠的人事部也是沒了辦法，他們法律咨詢了沈潔律師，該如何解決這件事，工廠認為錢女士的工作內容簡單，人人可以替代，工廠也打算新聘用一位，但擔心解除勞動合同會有什么問題，畢竟錢女士簽訂的是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也是長工，這樣開除一名“長工”會不會有什么問題？

沈律師認為用人單位為了節約成本，取消了班車，并對主動辭職的員工給予了經濟補償，對于仍留下工作的員工每月給予了路費補償，這種做法并沒有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錢女士作為一名老員工，仰仗自己簽有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拒不上班。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班車接送，是企業搬遷后的解決方案，解決了勞動者上下班距離和時間問題，后來因乘坐班車的人較少，取消了班車，但工廠也給予了路費補貼。

在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允許用人單位調整因生產經營對情況進行調整，由于拆遷，工廠不得不搬遷到較遠的浦東新區，后來因成本較高和乘坐班車的人較少，取消了班車，但但對勞動者給予了路費補償，對于這些調整，勞動者應當予以配合。對于班車的取消，工廠給予了勞動者路費補貼，而且給予的補貼比實際需要的路費還要高一些，對勞動合同的履行并不影響，也不是以取消班車逼迫勞動者辭職。所以工廠取消班車的做法，并沒有實質上增加勞動者的負擔。

按照目前工廠的做法，給予了路費補貼，并允許勞動者晚到一刻鐘，這些做法對勞動者的權益并未造成損害，也沒有增加勞動者的負擔，用人單位取消班車具備合理性。如果錢女士認為工廠的做法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在正常上班的情況下，和工廠采用協商的方式解決，比如上班可以在晚一點等等，才去合法的救濟途徑解決自己的問題。但擅自曠工，肯定是違反了規章制度和勞動合同，工廠通知其解除勞動合同。